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滸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孤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比如《庚辰》，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适在写《中国禪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禪宗史。
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禪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禪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
印顺法师认為此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份，但在禪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
胡适将当时禪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為禪宗革命家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佛教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禪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
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於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禪宗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於此事的了」。
1974年日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禪学案》。
1926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裡的禪宗史料。
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
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上胡适的禪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裡「五祖弘忍传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会和尚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
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蒐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章和一些考证字，用了千百个证据，為了推翻「几成定讞」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的冤案。但部分学者认為是白费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