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槲蕖 〉谄咝校昂j且沟木底印保聿阋馑际牵蠛d芄挥痴粘鲆沟挠跋瘛j导噬希耙埂弊钟捎谠谕妨叫斜荒扇肓艘桓鎏囟u乃嘉呒饫锞捅涑闪恕肮露馈钡南笳鳌u庋饩渚褪撬担诿ch撕v校铱吹搅俗约汗露赖挠白樱拖裨谝幻婢薮蟮木底用媲埃11肿约盒斡跋嗟跻谎a硪唤猓印耙埂蔽话闶小昂诎怠钡南笳鳎谛牟永茫撕：诎担浇馔弧h踩缶洌吧硗庵庇玫谝桓鼍浜牛舜t玫诙觯珊芊置鳌u饩浣舫猩暇涔赜诳招榛孟氲母刑局螅僖淮蔚喑龉露赖闹餍伞 〉诎诵校八枷胧且桓雒廊恕保髡咴诜锤淳捉廊撕5目嗨露赖纳螅释罢业揭桓霭怖质媸实男〉海敲矗挥谢氐阶约旱男暮v欣矗嫔妥约阂馐妒澜绲木轮鳌＝酉氯ゼ感校笆羌遥是日，是月，是灯，”这是描述在自己的思想精神天地之中，可以出现完美无瑕的美好事物，美人是一个抽象比喻，联想由此辐射，像家庭那样舒适，像太阳那样温暖，像满月一样团圆，像面前这枝灯那样是自己的知音。思绪飞腾一圈又回到眼前。这几行对空幻的美满境界的寻求，更加反衬出诗人在现实时空里的孤独。 最后三行，“是炉火，炉火是墙上的树影是冬夜的声音。”“炉火”是诗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取暖的用具，“是炉火”紧承上句，说思想还能像冬夜炉火一样，在荒漠的人海中给诗人以光和热。但是诗人马上看到了跳跃的火苗，以及墙壁上伴随着火苗忽闪不定的物体的影子，由此而想到，墙上的树影归根到底要决定于真实的树的存在。“树”本来并非佛教中的基本概念，但废名作为“俗家弟子”可能用来指一种本体存在。佛家素有“身为菩提树”之说。“墙上的树影”意即一种虚幻的存在，因为这里的“树”一不能乘凉以平息孤独，二不能使人修成正果，只能烧成虚无的记忆。诗人这句的意思是，精神世界中自造的炉火虽然也能给人以慰藉，但毕竟只是一种镜花水月的幻影。连同下一句“是冬夜的声音”，共同造成了一个“虚静”的氛围。佛家有句格言，叫做“无声不寂，有色皆空”。这句诗可解为炉火在冬夜里微弱的声音，也可解为炉火如同冬夜里微弱凄空的声响一样虚无缥缈。这样，最后这三行诗就又回到孤独的主旋律上，完成了一个“孤灯长想”的意境。 以上逐句解析了这首诗。把全诗十五行连起来看，仿佛是一支孤独忧郁的小夜曲。寒冷的冬夜，作者独对孤灯，浮想联翩。一会儿在想象的世界中得到抚慰，调子舒缓安闲；一会儿又意识到眼前的寒冷孤寂，发出轻叹。经过两次反复，于抒情曲线中完成了全诗。 由此可见，诗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确实有一定深度，既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情况，又是超越具体时代的群体意识，存在着与读者发生共鸣的客观基础。尤其是全诗制作精巧，结构浑成，语言纯熟，意象准确，节奏张弛有致，韵律舒缓自然，因而，这首诗算得上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佳作。 但是另一方面，此诗在意象上和用典等方面缺乏文学符号应有的社会性，人为地在读者面前筑起生涩之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作者在创作时有意雕琢，而是来源于废名对诗歌的总体看法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创作思维定式。比如说，废名强调过：“诗不能不用典故，真能自由用典故的人正是情生文文生情。”废名追求写一种所谓“立体”的诗，这样，他在把诗情转化为诗文之时，就根本不会考虑接受客体。因此###吾先生在肯定他“描绘的简洁，情趣的雅致，和他文笔的精炼”的同时，说他“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停留在一种抽象的存在”，“逃逸光怪陆离的人世”，“句与句间缺乏一道明显的桥”，加上爱用典，使读者“收获的只是绮丽的片段”，从而不能取得“更伟大”的成果等等。这些批评是十分中肯的。过分地玩赏感情世界那些精致典雅的小“摆设”，就会使人觉得格调不够高，境界不够阔。鲁迅先生也批评过废名，说是“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此话虽然有些过重，但闻者却应该深以为戒。就以十二月十九夜这首诗来讲，废名好像精心制作了一盏宫灯，可由于他把读者推得太远，人们很难仔细地观赏，只能隔着茫茫的苦海，从远处那枝孤灯上领略到一点浮光掠影的光彩。当然，这种情趣，也别具一番美学滋味。这也许就是废名诗作的独特价值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1
公元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国立北京大学雄浑而沉重的红楼内，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礼堂内外挤满了北京各高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众人听了，悲愤交加，有的顿足捶胸，痛哭失声。一个学生走上前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见他“刺啦”一声，撕下一大块衣襟，举起中指，一咬而破，挥指在衣襟上血书下四个大字：“还我青岛”。 便爆发了响彻整个中国20世纪的“五四”运动。 如果说“五四”是20世纪中国的黎明，那么这个黎明到来的时候；20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分之一。黎明期究竟有多长，从未有人界定过。假如没有呼唤，没有呐喊，黎明会不会自动到来当人们呼喊过，撕裂过，冲锋过，仆跌过之后，这便成了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课题。 “五四”的意义，远非赵家楼的一把火所能概括。如果站在“五四”高潮甫歇的1921年来近距离地回瞥“五四”，就会发现，刚刚过去的五六年，已然从文化穹庐上撕下了一块遮天蔽日的血腥之幕，这才使得20年代的中国，开始呈现出一片“初日照高林”的早春气息。所谓“五四”，并不是公元1919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日子，而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灵童转世”，进入一个生机勃勃的崭新文化时代的胎动期。 提到“五四”，人们都会想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名字决不能忘记，那便是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字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但却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支持者。 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他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改革，实行教授治校，鼓励学术研究，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宽广良好的言论空间。 蔡元培说：“北大者，为囊括大典，包罗万众之最高学府。”他的办学方针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的治校方针，实际上为新思潮新文化开拓了阵地。他当了北大校长后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上一节课的教员西装革履，下一节课的教员则长袍马褂。比如辜鸿铭，他讲的是英国文学，脑后却拖着一条辫子，因为他是拥护满清帝制的 事实上，绝对平等的空间是不存在的，任何平等都必然有其现实倾向性。在蔡元培这位国民党###的“平等空间”里，实际获益的乃是一批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他就已经是文化界赫赫有名的领袖人物，以至于一些害怕他仇视他的人把他叫做“陈独兽”或“陈毒蝎”。他在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致力于唤醒民众。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陈独秀被捕入狱，险些遇难。虽然共和代替了帝制，但萎靡不振的五色旗下，整个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中。一次次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陈独秀认为，以往的历次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而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需要一场自下而上的普遍的国民思想革命。 1915年9月，一份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随主编陈独秀迁至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核心刊物。 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的普遍规律，“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由此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六点希望包含了民主科学开放革新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陈独秀号召20世纪的青年，彻底清除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他主张当今的教育方针是： 当了解人生之真相。 当了解国家之意义。 当了解国家与社会经济之关系。 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 陈独秀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 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指出： 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有以召之耳，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病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 由此陈独秀提倡“勤俭廉洁诚信”几个大字，作为“救国之要道”。 一旦发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那么，不论这个文明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都不能不使人深刻反省它的积弊。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2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将近8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一方面努力变法图存，另一方面也努力用自己的传统文化去抗击和消解外来的西方文化。齿轮上的新油和旧泥交融在一起，挂钟上的1234和子丑寅卯并列在一起，北洋水师的德国大炮上晾晒着禽飞兽走的大清官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使许多人仍旧沉醉在中华文明天下第一外国鬼子都是无君无父的禽兽的迷信之中。 然而，洋务运动搞了几十年，中国还是一次接一次地战败。圆明园的火光中，大清士兵被砍瓜切菜般屠杀的哀号和叫骂中，不平等条约像雪片一样地堆积起来。义和团运动几乎把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抬了出来，从孔子的“尊王攘夷”，到佛家的如来济世；从荫阳五行八卦，到画符念咒作法；从桃园三结义，到唐僧四师徒。集合了姜太公诸葛亮赵子龙岳飞梨山老母西楚霸王九天玄女托塔天王济公武松黄天霸秦琼杨家将观音菩萨直到玉皇大帝这样一支强大得无以复加的队伍。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这便使20世纪初年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对于我们所珍爱的文化传统，必须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和变革了。鲁迅说： “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 但是，这一本来并不深奥的道理，中国人直到今天也并不明白。能够怀着“保古”的目的去“革新”，就已经算是开明之士了。于是，大多数人都感到了“撕裂”。 其实，就在“五四”前后，统治中国人大脑的，还是纲常名教和鬼狐报应。辛亥革命驱逐了满族的皇帝，但并未触及中国人大脑中的皇帝。1916年袁世凯要称帝，1917年张勋要复辟，这些“壮举”并非是毫无民意基础的纯闹剧。拥护帝制的壮士中，不乏辛亥革命的功臣。曾经被视为激进党的康有为，此时却大力宣传要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在失去了皇帝的人心惶惶中，人们对心中的皇帝的依赖变得更急迫更虔诚了。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说：“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针对各地兴起的祭孔读经热潮，“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锋芒批判了这股逆流。最早反对把孔子学说定为一尊的文章是易白沙的孔子平议，随后更多的人投入进来。 巴金和茅盾等人的小说里，描写过“五四”时期闭塞保守的四川人文景观。就在此时的四川，却产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批孔急先锋，他的名字叫吴虞。 吴虞18711949，字又陵，四川新繁人。他1906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成都任教。新青年最初发行到成都时，只有5份，吴虞和他的学生各买了1份。 吴虞深深地为新青年所吸引，积极投身这场文化变革。他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辨孟子辟杨墨之非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吃人与礼教等文章，对封建旧文化旧礼教进行严厉的批判。他说： 二十四史，徒为帝王之家谱，官吏之行述，陈陈相因，一丘之貉。知有君主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恢张君权，崇阐儒教；于人民权利之得失，社会文化之消长，概非所问。历史即为朝廷所专有，于是舍朝廷之事，别无可记。 呜呼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拒杨墨。 吴虞犀利地指出了儒教与专制的关系，特别对封建统治者借作护命符的孔子学说进行了勇敢的质疑和批判，打破了封建圣人的偶像，因此被胡适称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南陈北李”，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他发表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乡愿与大盗等文，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指出儒家“三纲”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是“专制政治之灵魂”。但同时李大钊说明：“余之抨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也。” 其实这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孔子本人在历史上是圣哲，是伟人。陈独秀曾规劝青年要以孔子墨子为榜样，吴虞也说过孔子是当时之伟人，李大钊说孔子是其生存时代之圣哲，其学说亦足以代表当时之道德。还说孔子如果活在今天，会创造出新的学说以适应现代社会。可见他们并非像今天一些无知学者凭空想象的那样全盘否定孔子，而是认“五四”为孔子的许多思想不适应于今天，并且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能定为一尊，陈独秀易白沙吴虞等人都很推崇墨子的思想。在“五四”先驱的意识里，国学的范围要比孔学的范围大得多。在今天，特别应该纠正的是，“五四”时代并没有“打倒孔家店”这句被后人误传的口号。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多种思潮组成的，有比较激进的，例如新青年，有比较保守的，例如学衡派，但学衡派也是赞成改革的，还有主张兼容并包的，例如蔡元培。他们都主张改革传统文化，但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3
陈独秀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 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不过因他不能支配现代人心，适合现代潮流，还有一班人硬要拿他出来压迫现代人心，抵抗现代潮流，成了我们现代进化的最大障碍。 吴虞也说：“我们今日所攻击的乃是礼教，不是礼仪。” 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旧思想旧道德，大力介绍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化论等各种西方思潮，尤为突出地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根据民主科学两词的译音democracy和science，当时又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五四”先驱们认为，中华文明所急需输入的新鲜血掖非这两位先生莫数。陈独秀在新青年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千钧棒所扫出的一片玉宇中，文学革命的朝阳喷薄而出了。 李大钊在他担任总编辑的晨钟报创刊号上说： 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 文学是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要革新旧文化，就必须革新旧文学。 陈独秀说：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于是，一场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势不可挡地发生了。这里，需要介绍那位著名的绅士派领衔主演了，他就是在北京大学当过校长文学院院长和五个系的系主任，在全世界获得过几十个名誉博士头衔，热心搜集五大洲怕老婆的故事，还曾经梦想出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胡适。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在安徽这块旧文学的正宗桐城派的风水宝地上，却产生了胡适和陈独秀这样两位旧文学的掘墓人。陈独秀被骂为“独兽”“毒蝎”，胡适之这个名字则被一位著名的大学者在出试题时用做“孙行者”的下联，因为“猢”与“狲”都是猴子的意思。总之是不属于人类。而在古文大师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中，胡适的名字叫做“狄莫”，“狄”与“胡”，都是蛮夷之辈，总之还是非我族类。就是这两位被许多人视为轻浮少年的一胡一陈，共同揭起了文学革命的中军大旗。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吾因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是： 须言之有物。 不模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 这“八事”被陈独秀称赞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 陈独秀随后发表了态度更为明确坚决的文学革命论，“以为吾友之声援”。陈独秀器宇轩昂地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三个“推倒”，并不是全面否定古代文学。他所要推倒的古典文学，其实是指仿古的文学。就在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里，陈独秀用了大量文字赞美古典文学的优秀部分，说诗经中的“国风”“楚辞”都是“斐然可观”的，魏晋以下之五言，改变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文学的一大革命，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砌之气，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他主要批判的是六朝的靡丽文风，明代一味仿古的前后七子，和桐城派的一些人物，称这些无病呻吟的人为“十八妖魔”。 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积极响应。 钱玄同18871939，号疑古，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刘半农18911934，原名刘复，江苏江荫人，文学家和语言学家。钱刘二人为了使文学革命激起更大的反响，发表了著名的“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汇集了各种攻击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言论，致信新青年，然后由刘半农作复王敬轩书即奉答王敬轩先生，逐条进行批驳。这个子虚乌有的王敬轩，不但代表了顽固守旧派的观点，而且还引起了不少复古思想者的共鸣。 近代著名学者翻译家林纾发表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攻击新文化运动是“禽兽之言”。又发表致蔡鹤卿书，规劝蔡元培保全名教，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不应该“覆孔孟，铲伦常”。又说如果提倡白话文，那么小商小贩就都可以当教授了。 蔡元培回答说，伦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北京大学除了反对封建君臣这一伦外，“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 北大还有一个进德会，其基本戒约有不嫖不纳妾等，这都是与孔孟之道不相违背的。 蔡元培又说，北京大学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国文课本，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讲义，都是文言。 当一位日本学者指责北京大学不尊孔子废除讲经时，蔡元培答道：“北大崔适教授讲五经要义，春秋复始，陈汉章教授讲经学通论，黄节沈尹默教授讲诗经，梁漱溟教授研究孔家哲学，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对于各家学说“均一视同仁”，这才是北大的胸怀。 李大钊则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认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像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像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必要的，缺一不可。我又确信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时代的要求，加上先驱者的奋争，白话文学的主张取得了胜利。  电子书分享平台
撕开的黎明：狂飙为谁从天落4
1920年，北洋政府###正式规定白话为“国语”，通令全国中小学采用白话课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不再是他们似懂非懂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和“上大人孔乙己”，而是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适合于他们的东西。 白话文运动并不是文学革命的全部。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一文中说： 我的意思以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 鲁迅说，白话文学“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 所以，新文学的建设没有停留在胡适所讲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要求上，而是进一步致力于文学内容的革新。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是浙江绍兴人，长兄周树人18811936，笔名鲁迅等，二弟周作人18851967，笔名知堂等。这兄弟二人的思想和文字，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树人”和“作人”，产生了磁化般的影响。 周作人在文学革命中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重要文章，提出要从“灵肉一致”的生活角度去创造“人的文学”“人性的文学”“个人的文学”，又提出文学“为人生”的主张。他说： 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周作人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艺术主张，这是对虚伪粉饰的仿古文学的有力矫正。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纯美学”“纯艺术”的倾向始终不能占据主流，这与20世纪中国直面现实的需要高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犀利的文章，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为文学革命呐喊助威。鲁迅以他坚定清醒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坚韧持久的战斗精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流砥柱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代表。而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鲁迅影响最大的则是他的文学创作实绩。 1918年5月，新青年开始全部采用白话。鲁迅就在这一期上发表了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这是一篇反对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小说中的“狂人”象征着一代还不能被多数民众理解的文化先觉者，是一个英勇孤独的战士。他通过痛苦的反思，得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结论：封建宗法制度“吃人”。 小说结尾，说将来的社会“容不得吃人的人”。鲁迅沉痛地写道：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鲁迅在狂人日记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孔乙己药等著名小说，深刻揭示了封建传统思想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他解剖中华民族国民性的弱点，意在暴露社会的病根，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几年后，他把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结集时，取名呐喊。“呐喊”二字，正是“五四”黎明期总体姿态的写真。那声音，直到1921年前后，还依然嘹亮。 在这片刚刚撕开的天宇上，一双双幼稚的手开始勇敢地“涂鸦”了。刚写了几首老鸦鸽子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胡适，1919年居然写出了谈新诗，还发表了一部独幕剧终身大事。19181919两年，新青年每周评论连环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战斗力极强的杂感，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李大钊的新的旧的，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等。这些杂感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分筋错骨手”，进一步撕裂着旧世界的铁幕，进一步鼓动着新世界的狂飙。 小说界的动作也非常快。还在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作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两个月的1918年3月，胡适就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若从时间上看，1917年的6月，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的新4卷夏季2号上发表的一日，目前被认为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这篇小说对于当时的国内文坛并无较大影响，作品本身也浅白直露，倘一味强调其“白话”价值，则恐怕上溯起来，在此之前，白话作品多矣。 1919年，是“问题小说”之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冰心的谁之罪，题目就是带着问号的。刚爬出矿井的工人，不容易辨清方向；刚撕开铁幕的斗士，则满眼都是疑惑。这些在今天看去显得十分幼稚的作品，在当时却令中国人开始明白什么叫做“问题”。中国人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爱情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国家是什么”等以前几乎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是无关紧要的，但有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算是跨进了“现代”的大门。 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所引发的一场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它使中华民族克服了这场危机，倡导并确立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新的语言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结构，使这个古老的文明得以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创造出一个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平等对话的新中华文明。以往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更多地强调它为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为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先进的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建造了舆论阵地和生存环境，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现代中国的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这些固然都是正确的，但对于20世纪以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新的文明诞生之前的一场“狂飙”。既然是狂飙，则难免有一些偏激的言论，有一些不够成熟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例如吴稚晖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把骈体文称为“选学妖孽”，将桐城派称为“桐城谬种”，傅思年说传统戏曲“毫无美学价值”等，但这些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有所校正，只要换一换角度，任何言论都可被看出它的“偏激”来。对“五四”不妨有“反思”，但如果只是以“偏激”为罪名，那恐怕不是批评，而是赞美了。 孔夫子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当时的变革图强，我们都要变成披头散发的野人了。“五四”狂飙过后，打扫出一片开阔的搏击场。要知场上谁主沉浮，则须看1921年的风吼雷鸣了。 本文为百年文学总系之谁主沉浮的开篇  
公主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