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参加了起义军，并改名“朱元璋”意为诛灭元朝的璋，从而走上了开创大明的道路，登基后有感于昔日的困苦，最恨两种人，一种是贪官，一种是商人，对于贪官，曾洋言：“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这一点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并称：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这一点他的的确确做到了，第二种人就是商贾，对于这种人他是从骨子里恨，认为农民生产创造财富价值，而商人只是从中渔利，所以登基之初年，就下谕旨，规定商人只许穿布，不准穿绸纱。”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华糜，宜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赊民之家不许衣锦绣”。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大明商人的定位，商贾再有钱，也不过是一介贱民而已，即便是永乐后，这种风气也没改变过，杨士奇等人要将大明从对农业上的依赖，转化为农商并存的局面，首先要面临不是行不行得通，而是从洪武年延续下来的风气，若此等风气不开，再好的构想只怕也流于形式了。
有了这样一番计较，他开始缓缓抬起头看了两人一眼，道：“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是我的原则。感情用事，怀着怒火进言，从而得到祸害，是我所不为的。”。
杨士奇与杨溥点了点头，这是杨荣的为人准则，正是他有着清醒自我认识，围观三十载，所受的恩宠始终没有隔阂。加上为人性喜宾客，虽然显贵也仍旧非常随和，所以士人多归向他。有人认为杨荣处理国家大事，不愧唐代的姚崇，而他不拘小节的个性，也颇像姚崇。一直杨士奇、杨溥所敬佩。
“开海禁，下西洋从而带动商业，此等构想倒也可为，只是这tai祖爷重农抑商的风气，只怕难以打开啊？“杨荣有些担心道，他看得出，杨士奇、杨溥于扭转大明过于依赖农业这件事上，是下了必做的决心，之所以坐在这里与自己唠叨，一来是对自己的尊重，二来也延续了多年的习惯，三来也是想从自己这里听到不同的意见，好加以改进，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不含糊。
杨溥呵呵一笑道：“这个勉仁不用担心，我朝洪武爷虽以布衣之身得了这天下，骨子里不免恼恨商贾，但与商业的价值是有充分的认识的，并给予了较高程度地肯定性评价。这一基本态度贯穿于他整个政治、军事生涯。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他就认识到发展商业对增强国力的重要。他说：“来远人在乎修政，裕国用贵乎通财。”认为，只有“懋迁之利流转不穷”，才能“军用给足”。这一点他在争夺天下时，已经亲自领教过，若不然也不会对江浙一带百姓支持张士诚耿耿于怀了，说到底还是对张士诚有江浙商贾支持的羡慕。
建立大明后，这一点表现的更为明显，他认为，士农工商四民缺一不可，只有四民各安其业，才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洪武十九年，在下达给户部的敕书中说：“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所以然者，盖欲各安其生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丨，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其业。”在这份敕书中相当明确地阐明，商与士农工一样，是重要的社会构成之一，虽各有不同的社会职能，但同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要民食足，教化兴，必须发挥商业的应有作用。并对“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的现状感到深深地忧虑，要户部官员急加整顿。
他在“御制到任须知”中还说：“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自不为非。”商业在社会安定方面也有一定的功效。可以说，tai祖虽重农抑商，打击的只不过是富商和地主。他并不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新世界，但他拒绝在自己的国家里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因为那将意味着大量的小农失去家园，失去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而转变为对社会波动具有狂热追求的流民，曾经作过很长时间流民的朱元璋，对此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才有了对商人的种种限制，但并非赶尽杀绝，经过这么多年淡化，昔日的那股风气早已变得不是那么回事，要不然这天下商家那来那么多啊。
杨士奇这时也道：“洪武爷虽对商贾有所甄别，但比起前朝我朝还算轻的，秦代，把商人与罪犯同列，看作一类人：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明郡、南海，以谪遣戍。”汉代，除了不许商人乘车、做官外，“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不能购买土地，“敢犯令，这些在我朝可是没有的，昔日洪武爷看时，对韩非这么一个法家人物，竟会认为商贾是毒瘤感到好笑，他说：“昔汉制，商贾技艺毋得衣锦绣乘马，朕审之久矣，未审汉君之本意如何？曰：‘来百工也’。又古者曰中而市，是皆不可无也，况商贾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贱之，汉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认为，商贾之士不可无，不能贱视之。洪武爷对商还是重视的，风气其实早开了，不过迫于海禁没开，没赵宋王朝那么兴盛罢了。